[8]应当把党规党法当做研究对象来关注，当然没有问题。

由此决定了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合同法，不仅应反映国内统一市场需要而形成一套统一规则，同时也应该与国际惯例相衔接。也有人问是否发生了任何合同纠纷就直接原因这些条款来处理？这些都反映了民众对合同法的认识还不尽妥当。

合同法通过合同关系可以把静态的财产关系转变成人们相互之间的动态的财产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实现财产的增长。合同法首先是一部规范和鼓励交易的法。现代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订立合同、履行合同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度过的。可以说，契约本身构成了广阔的市场，市场化就是契约化。因为它保障了交易的进行，而交易是使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

合同法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交易关系而展开。正因如此，人们才将现代社会称为契约社会，将现代经济称为契约经济。即使是在无所不管的北欧国家的监察专员那里，如果遇到对因不满司法裁判而提出的投诉，一律拒绝受理

一方面，法治将改革成果固化，明确其边界范围，并向全社会公开，使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自身难以突破。另一方面，为人民群众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创造有利条件。权力都有两面性，正确运用，可造福于人民，服务于公共利益。三是抓紧制定机构编制法。

违规使用，则祸害无穷。防止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益的损害，就应当对权力的取得、行使及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是上级政府将权力转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要做好承接准备。法治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的特点，法律一经制定，全社会都应当遵循，无一例外。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一旦形成立法，改革涉及的各方，都需要无条件地去遵守和执行，如果再阻碍这种改革，就是违法，就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所谓难啃，就是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这里有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之间、部门与管理对象之间权力利益的调整，权力之中有利益，利益后面有权力，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有了这样一个规则，便于适时修改过时的法律条文，防止一定终身，避免那些时过境迁的机构设立及职能配置。实行依法行政，是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手中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保证。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原则划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线呢？因为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到底有多少权利，法律是列举不尽的，因此只要把不得作为的或者是禁止作为的列举出来，权利范围就清楚了，剩下的都是权利，即可以作为的。突破利益的藩篱，最根本的要靠法治。

二是修改完善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该法1979年制定公布后，经过了四次修改，但主要集中在有关地方人大的内容上，对地方政府涉及不多。要补充完善有关内容，对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职权配置作出更加细化的规定，可以考虑将政府机构设置单纯由上级政府审批改为由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共同审查批准，因为政府组成部门的正职领导人要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相应的，机构的设立也应经过本级人大审议讨论，不能只管和尚不管庙。

（二）加强政府组织机构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做到有法可依，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面也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从建设法治政府和深化改革的要求看，还远远不够。四是将政府权力转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需要有承接的资格和能力。

根据这一精神，本文就以法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作一些研究探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坚持依法行政，还可以更好地贯彻体现立法的宗旨和精神，树立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政府职能转变，有多种情形，一是取消政府的某项管理职能，实际是还权于民、还权于企业，公民和企业也还有正确行使好这种权利的责任。一是要修改完善国务院组织法，经过这么多轮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设置应当依法律大体确定下来，要明确组成部门、办事机构和直属机构到底在法律上有何区别，否则作这样的区分没有意义。法律没有禁止的，不要去干涉。

五年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案总的都比较原则，具体实施主要是通过三定方案进行，层级比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构精简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每五年进行一次，有时是上一轮机构改革刚刚完成，下一轮改革就又要开始启动了。

制定颁布的法律，通常是对其生效时间作出规定，直到再次修改或者废止，一直有效。一方面，让权力的行使者对权力的范围、程序和责任有清醒认识，积极主动地按照赋予权力的宗旨去行使运用。

行政许可设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都应当对设定的必要性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修改或提出意见。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权委托，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可以享有哪些公共权力，必须由公民或者其代表机构来决定，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要由法律规定。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当前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许可法也有类似规定。为什么这么频繁，一方面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作为上层建筑 的管理体制，要及时调整与之相适应。这些都需要通过法治进行明确规范。

在具体实施机构改革方案时，我们一再强调要保证人心不散，管理不乱，保证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就是要使改革有序进行，防止改革过程中的管理缺位、失控。日落立法则是在颁布时就明确规定该法律的有效期限，在再次生效之前，要经过评估分析，并经立法机关批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公布政府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部门履行对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的管理责任，应以此为原则，法律没有授权的，不要去行使。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制定机构编制法。从三定方案本身的形成来看，由于其没有经过立法程序，形成过程主要是在政府或者是国家机关内部循环征求意见，公开透明不够，公众参与不够，这是需要改革完善的。

评估要由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共同进行，评估结果作为机构和职能调整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行政机关以外的力量对这种改革成果的突破，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遵守维护改革成果，树立改革的权威。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 进入专题： 法治 政府职能转变 。（四）对越位、缺位、滥权行为问责 法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用权要受监督、违法要受追责。

遵循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各项权力，就能以法律的公信力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以法律的执行力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治理能力。这种权利的确认办法，与公共权力的表达方式正好相反。

法治为稳定改革成果提供了有效保障。（三）法治具有强制性，可有力地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各种障碍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近年来，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相继制定颁布了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向规范化、法治化方向有所前进，但是应当明确，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要求政府的机构依法设立，由政府自己制定条例，规定机构编制如何设立确定，恐怕与依法行政的要求是有距离的。三是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权限进行整合，部门之间需要协同配合。